《诗经》的流传是因为它引起了大多中华儿女的共鸣。其中一点就是它透过文本表现出的对自然、生命的热爱和对人身自由的高度赞扬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在先秦古籍中，只此一部而已。其中的诗篇所跨越的时间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，共五六百年。地区则包括号称“十五国风”的今陕、晋、豫、冀、鄂等六个省的全部或部分的广大疆域，内容涉及的范围尤广。

除《大雅》三十一篇及《颂》四十篇属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庙堂诗歌，只有历史意义，很少涉及社会风情外，其他《风》诗一百六十篇和《小雅》七十四篇中的一部分，则广泛地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社会生活现实，所谓“饥者歌其实，劳者歌其事”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便已深深地扎根了。无疑，这不止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，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特点。

　　对《诗经》的解读在其产生之后的较短时间内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。千年来的研究成果中比较著名的有《毛诗郑笺》、《毛诗正义》和宋代大儒朱熹的《诗集传》。朱夫子的研究成果以理学为思想基础，从王道和儒学的角度出发，深深的打上了儒学和政治的烙印，在分析理解时努力赋予《诗经》崇高不可亵渎的地位，因而往往为一些本来很普通、很有大众气息的诗作带去其他的意义，以使其合乎儒家思想要求，服务其政治。在朱熹前的研究者尤以汉代较为突出，然而，汉人说《诗经》时常向《诗》中填塞“实事”。他们不把《诗》作为文学作品来看，说《诗》皆从寻找实事入手，把大多数诗篇与历史上某人某事相牵合，视《诗》叙事言情，如同史书“实录”。比如《小雅·祈父》，汉儒就认为是讥刺周宣王错用祈父，而不得其人。

　　我们认为分析文学作品应该了解它的历史背景，因为一切文学艺术无不来源于生活。诗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，也不例外。它也不能够离开现实生活和一定的历史背景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，就不能产生反映现实和抒发真情实感的诗。但汉儒说诗，为了达到用《诗》来“经夫妻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政教、道德功利的目的，常常“以史证诗”，联系具体历史事件来牵强附会，认为《诗》几乎就是当时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的记录。这无疑是片面的，错把艺术真实当作历史实录，忽视了《诗》作为文学作品，具有典型性并反映广泛社会生活的特点。

　　《尚书·帝典》云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《诗经·关雎序》云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，而行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；咏歌之不足，不足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，情发于声，声成文之谓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、动天地、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”朱子《诗集传序》云：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思；既有思矣，则不能无言；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，而不能已焉，此诗之所以为作也。”诗歌的创作本就是以情感为基础，情感是诗歌不朽的灵魂。能流传下来的诗歌，绝大部分是因为其真情实感的流露，能引起普遍的共鸣。《诗经》能流传至今，我们相信它经过了乐官等官方为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修改、完善。但要肯定的是，《诗经》的流传是因为它引起了大多中华儿女的共鸣。其中一点就是它透过文本表现出的对自然、生命的热爱和对人身自由的高度赞扬。